“自如而不窘迫、恬淡而不凡庸。”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這樣的生活。佟大為講話很慢，仿佛無論有多急的事兒，他都有自己的節奏，這在浮躁、庸碌的小時代里似乎有點不尋常。《親愛的》《我的早更女友》《太平輪》，一連三部大戲扎堆熒幕，你幾乎以為他在同輩影人頻頻發力做導演、掙快錢、拿獎到手軟的氛圍中坐不住勁了，然而他卻淡然地用一句“碰巧”來歸結。如果不是拍攝延期，他最拒絕的便是在不同片場間奔走、穿梭。他的人生哲學就如他鐘情的太極一樣，平和、柔順、緩慢，不想、也不屑于捷徑。這是一個演員內心獨自的航行，須有足夠的定力去面對欲望的風浪，寵辱不驚，安之若素，佟大為正是這樣的旅人。
　　2013年七夕，佟大為在微博中寫道：“遇到了十三釵里的老伙計long time no see。”那天是他入駐《太平輪》劇組的第一天，重新換上洗得褪色的粗布軍裝，軍火師將一位“老熟人”塞進他懷里。這把德制毛瑟步槍是二戰時遺留下來的真家伙，分量十足。佟大為摩挲著槍桿，熟悉的鐵銹味，光滑的木質槍托，柔韌的背帶，一切都讓他感覺很穿越。沒錯，這正是他在《金陵十三釵》中時刻不離身的那一把。
　　《金陵十三釵》上映后觀眾褒貶不一，唯一的共識卻是對佟大為飾演的李教官的偏愛。一位觀眾在留言中寫道：“李教官是眾多抗日題材電影中最讓人解氣的一個，中國軍人不再懦弱的引頸就屠，也不再試圖與侵略者發生曖昧、復雜的人性關系。作為狙擊手，他的冷靜與縝密令人印象深刻；而當他把女學生遺落的鞋子捧在手心時，你又不能不動容于這個少言寡語的中國男人內心中透露出的父愛般的溫暖。”
　　相比玉墨和約翰?米勒，李教官這個角色算不得濃墨重彩，但在佟大為細膩、富于人情味的演繹下，他卻成了通篇最刺痛人心的點睛之處。他犧牲的時候，整個紙鋪炸裂開來，彩色的紙條漫天飛舞，就像是情到深處的禮花。這樣的設置，如果割裂來看，幾乎要跌入濫情的危險境地，然而正是由于佟大為此前在角色身上克制而準確的拿捏，才讓人覺得這樣的渲染入情入理，恰到好處。
　　一個演員，對文本的悟性，調動肢體和表情準確呈現情緒、狀態的能力，是謂表演的才華。這種東西玄妙而不可強求，有著與生俱來的神秘感。在影壇闖蕩多年、占據一席之地的演員們，多半有此天才，它是演員的筋骨，是令其施展拳腳的基石；然而生得一副演員的筋骨，卻仍有可能形容枯槁，表演始終沉悶干澀，這便是缺少演員的血肉。如何豐滿其血肉？那必得投入十二分的心力，洞悉生活的質感，豐富表演的細節，還要有不止于角色的通達與判斷力。
　　佟大為之所以覺得“李教官”這個角色重要，除了表演的分量和個人的付出，還因為他開啟了自己表演生涯一個全新的階段。在“李教官”之后，佟大為憑借《中國合伙人》中的“王陽”這一角色入圍金馬獎、金像獎、亞太影展，并在長春電影節和剛剛結束的百花獎上摘得“最佳男配角”的殊榮。
　　如果說前十年，他一直憑借自身的天才去創作那些青春角色，不夠費力、也不夠盡力的話。那么“李教官”這個人物，卻常常令他在暗夜中驚醒，那種還不能勝任的壓迫感，讓他有欲望去接受長達兩個月的魔鬼式訓練，直到電影中帥氣的回旋持槍動作成為一種頑強的肌肉記憶；也讓他第一次耐下性子來去做人物小傳，詳讀二戰歷史，讀《蔣緯國傳》，并試圖從中找到支撐李教官這個角色的心理基石和狀態細節。這是一次大的邁步，演員的筋骨上生長出富于生命力的血肉，這種職業向度上的進益與滿足感，遠比獎項和叫好聲更令他滿足。
　　也是從李教官開始，佟大為盡可能使自己的步伐慢下來，留下足夠的時間與空間去打磨一個角色。曾經有一個階段，他一年拍四五部戲，110多集電視劇，工作的疲憊，日常的瑣事，讓他陷入庸碌。那時候，他沒有精力琢磨該往一個角色身上注入什么，只剩下招架。“你漸漸意識到這樣做的危險性，演員就是這樣，我們必須要去捕捉生活當中很多生動的東西，然后放到我們的角色中去。這種記錄是必須的，說不定哪天碰到哪個角色時，就可以把那種最鮮活的東西用上。”
　　然而在每天都有人成名、有人沉寂，大多數人忙著“掙快錢”的演藝圈，對于演員來說，這種慢慢捕捉和消化的過程早已成為一種奢侈品。“這種快會讓你覺得不安，其實沒有哪個演員可以說每一個角色我都能演好，我們演好真的是湊巧！碰巧我們對這類人物觀察的比較多，記錄了可以用在這個人物身上的一些細節。”佟大為深知，假使這種必要的觀察和消化的時間都被名利裹挾的庸碌所侵占、擠壓的話，想要塑造一個令自己和觀眾都感到滿意的角色，就有點像天方夜譚了。
　　2011年，拍完《金陵十三釵》，佟大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許多明星急于在更大廣度上拓展疆域、蓬勃的開進演藝事業的初衷不同，佟大為所期望的是可以慢下來、相對自主地安排時間。
　　他想慢慢地琢磨一個角色，就像是把玩一件藝術品，而不是一味地在人生的遙控器上按下快進按鈕。2012年底，與他合作過《赤壁》的大導演吳宇森打來電話，邀他參與新作《太平輪》。
　　《太平輪》根據真實的歷史事件改編，講述了1949年1月27日，在從上海開往臺灣基隆途中的“太平輪”號，因超載、夜間航行未開航行燈而被撞沉，導致船上近千名達官顯貴、紳士名流、逃亡難民罹難的事件。吳宇森將其對戰爭、離別、愛情的觀感投射在這部災難題材之中，佟大為說第一次看劇本的時候，就在腦海里想象出電影最后呈現的樣子，那種心里一震的感覺，一下子把他抓緊了。
　　巧合的是，在《太平輪》中，佟大為的角色也是一名軍人，這叫人很容易聯想到李教官。但對于表演者自身，角色間卻沒有借力打力的方便。相比于“英勇殺敵”的李教官，太平輪》中這個名叫“佟大慶”的通訊兵，似乎更有嚼勁，他的生活化、他的接地氣兒，令佟大為在表演上有更多咀嚼、玩味的空間。
　　開機前兩個月，佟大為輾轉上海、南京兩地，開始了他的采訪之旅。他希望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用記憶中盡量多的狀態和細節去還原一位真實的老兵。他也曾嘗試坐在家里看看二戰紀錄片，聽聽老兵回憶錄，卻發現坐在鏡頭前，人整個的狀態是不自由的，“那些過度修飾后的語言，聽起來太過高大上，一點養分也沒有”。
　　于是他就自己去采訪，在南京一家不大的養老院里坐下來，跟那些飽受戰火侵蝕的老人一起曬太陽、攀談。人物的枝丫漸漸在回憶的浸潤中豐滿羽翼，佟大為將富于生活質感的小段子整理成筆記，點點滴滴，最后便成了角色的落腳處。
　　“在采訪之前我有很多疑問，我好奇士兵在充斥著爆炸、流血、死亡的戰場上心里到底是怎么一個狀態，后來跟那些老兵聊天，你會發現人在那種情形下都是自我麻痹的。在戰場上活下來的人，都是迎著子彈往前跑的人，不是說不怕，而是你稍微怕了、分心了，死神就找上門來。所以那時候士兵都喝酒，就是不斷地麻醉自己。戰場上又不常能找到酒，老兵油子兜里就都藏一個小酒壺，里面灌上酒，再放一把炒熟的玉米豆，又下酒，又扛餓。”
　　這些有溫度的細節后來都被佟大為放到了《太平輪》的表演中，“演員做久了，其實很容易想當然，陷入到一種表演的慣性和套路里。自己心知肚明，那樣的角色都是行貨，只有軀殼沒有靈魂。你必須得走出來，讓自己接地氣兒，耐下心來，花點時間，在生活里滾一遭，熏染些煙火氣。有生命力的表演，根本就是沒有捷徑的”。
　　電影《親愛的》中佟大為律師這個角色站在一群情緒失控的父母中間像是一個旁觀者，這個必須極力保持克制和理性的角色，實在太容易被掩蓋表演的光彩。倒是他自己非常泰然，佟大為把律師“高夏”比喻成“丟了媽媽的孩子”，在和一群“丟了孩子的家長”相會時完成了互補，“就像是一幅太極圖結合的那個地方”。
　　佟大為總能用一種超凡的平衡感，成為角色激烈對峙中那個巧妙的第三人。這在他與陳可辛第一次合作《中國合伙人》時就已經被證實。三個伙伴中，成東青和孟曉駿相當于光譜的兩極，各有璀璨，也更有沖突。而佟大為扮演的王陽，鋒芒稍遜，通篇難覓爆發力式的呈現，但卻巧妙地維系著角色間的平衡，是一個穩定的戲劇三角中不可或缺的支點。
　　有了一定名氣的演員通常難以壓制自己在創作上的欲望心，總會試圖去征服更具光彩和張力的角色。從這一點上說，佟大為兩次都沒有拒絕成為陳可辛電影中的“第三人”，這一點連導演自己都覺得意外。
　　“我會去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但是我很有自知之明，我覺得每個演員局限性都很大，你不可能演所有的角色。我會去找一些自己還可以勝任的東西去演，雖然在這個過程當中是比較痛苦的，但是我還是會去嘗試。我不會去找一些自己完全勝任不了的角色去試。如果完全勝任不了的話，我會放棄，我不是貪大貪全的人。”
　　佟大為說，自己并非淡泊名利，只是懂得取舍，不會一味地被欲望壓制，而是在和它交手的過程中求得圓融、平衡。
　　就像他和周迅合作《我的早更女友》，郭在容的喜劇風格給了他極大的發揮空間，就算是被暴怒、健忘、選擇困難的“早更女友”虐成了熊貓眼的慘樣兒，佟大為也始終沒像一干大熱的喜劇一哥們那樣，完全扯下自尊的面具，始終還是收著一些，不至用力過猛。佟大為說，演一個喜劇人物是他這些年來的愿望。讀大學時他瘋狂迷戀周星馳的電影，把能租到的VCD都看了個遍，那時候他艷羨周星馳天生的才華，渴望著未來自己能像他一樣施展拳腳。
　　后來，在影壇摸爬滾打，他意識到性格總還是會左右表演的方向，當然不是說內秀、不善言談的演員就演不好喜劇，只是那樣的創作需要太多天時、地利、人和。所以佟大為沒有太多貪婪，只是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出演了《我的早更女友》，圓一個夢，交一份答卷，任由觀眾評說。
　　這太像他的性子。身邊的朋友笑他太早“不爭”，像個老年人似的沉迷養生、睡子午覺、喝小米粥，每天打打太極、種種有機蔬菜……其實他們是不懂他給自己定下的步調和節奏。
　　想慢下步子，先管住欲望。就像《中國合伙人》中的王陽，年輕時一直都在追求“和別人不一樣”，后來才發現“大多數人選擇的生活才是值得的”。在佟大為看來，成功和幸福的關系，或許比成功本身更值得玩味。
　　佟大為曾在博客中寫道：“生命開始的前二十三年，我早已習慣了平靜，二十四歲以后，我開始習慣被觀眾追捧。這個過程在起初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我的虛榮，而后伴隨而來的卻是一種極度的不自由。”“即使我演一萬部戲，戲里的生活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演戲不是我的全部，我說過為了愛情可以完全放棄。不想因為演戲，不想因為在劇中體驗一種生活，而耽誤自己的生活……我只是把生活看得比藝術更神圣。”
　　最近，佟大為在重讀《李斯傳》，即便是“人臣之位無居臣上”“ 富貴極矣”的李斯，也難逃“ 物禁大盛”“物極則衰”的宿命。“我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太戲劇化，所謂驚喜，得先有個驚字。而我理想的生活，卻是一家人在一起平淡、穩妥地度日。”現在的佟大為比誰都清醒，他想要扛在肩頭的，是如所有平凡家庭一樣恬淡而幸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