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矛盾近乎無解，醫衛體制鐵餅一塊。于是，有些醫生決定“逃”出這個灰暗的森林。

     很多醫生對騰訊財經說，他們曾經選擇讀醫，只知道醫生是一個治病救人的職業，或許還帶點救死扶傷的光環。然而，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卻注定他們從業后不能成為簡單的，提供醫療服務的職業人。這不禁讓醫生們意興闌珊。

     從今年開始，一些地方，一些科目出現了“醫生荒”，公立醫院們遇上了新人不繼的問題；另外，一批以80后為主的醫生們紛紛離開公立醫院的體制，自立門牌；互聯網醫療的涌流，更將中國不同層次的醫生們都卷入其中。

     這是醫生們尋求“密室逃脫“的出路，還是倒逼中國衛生體制革命的契機？

體制內的醫生荒

      朱巖原本是北京協和醫院內科的一名醫生。兩年前，他離開了公立醫院，到深圳一家醫療機構創業。

   “過去很多年，我發現自己工作的大部分時間，是做一些形式上的工作。”朱巖說，他在協和一天要看七八十個病人，而每個病人都只有幾分鐘的診療時間，一些遺憾至今仍掛在他心中。譬如，如果有更多個體的hr369.com門診時間，當初的他就能勸阻一些透析病人的棄醫打算。

   “很多優秀的人慢慢都離開了。”朱巖目前所在的醫療機構，網絡了來自北京、廣州等地跳槽過來的主治醫師級別以上的醫生。“在公立醫院的環境里，不是所有人被動的選擇接受。”

很多優秀醫生選擇離開公立醫療體制

     朱巖所在的深圳，一向是（公立醫療體制內）醫生缺口顯著的一線城市。去年，深圳市人保局公布當地事業單位人才緊缺崗位目錄，顯示深圳未來五年，醫生缺口至少在五六千人。

     醫療人才集中的上海，前年也被報道了三級醫院人手不足的問題，有的科室更因此而不能開門。另外，杭州多家市屬公立醫院公開招聘的不少崗位，也頻頻遭遇“零報考”。

     最新的醫生荒發生在廣州——直到今年8月份，廣州市衛生局下屬各事業單位的招聘需求，仍有兩百多個因為無人報名，或報名人數不足而取消、調減。

    “醫生本應是個體戶，高級的、以智力服務為基礎的個體戶。中國的醫生卻是在醫院里面的打工者，按照事業單位的規則去分配工資，靠發論文去獲得晉升。”北京杏樹林科技公司CEO張遇升道出很多醫生的心結。

   “學醫至少5年，畢業后進醫院又要先做三年住院醫師，相當于做三年的廉價苦力，基本上上奔三了才能正式上崗。”深圳某港資醫院一位姓陸的醫生，如是描述她何以早早放棄在公立醫院工作。“上崗以后，就是各種科研，流水般的看病生活，還有久長的職稱晉升之路。”

     201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77.7%的醫生有或曾有改行的想法。在調查中，48.05%的醫生感覺“非常累”，有80.2%的醫生認為目前醫患關系緊張。

     多名不愿具名的一線城市醫生，均直接對騰訊財經點出，在公立醫院里就是釘死在科室里，不跟著主任走就別指望能走遠；各種必須跟隨的規則，還包括按照科室集體意志去做業務，譬如開出不必要的檢驗、治療或者藥物單。

    “在兒科，做檢查對于科室的效益很重要。有時你會牽扯進一種矛盾中，就是有些檢查是不需要開的，但上級平時會給壓力你，讓你不得不這樣做。”上述陸姓醫生說。

      著名的“急診室女超人”于鶯也已離開了公立醫院。她認同這種苦衷：兒科用藥量少，在“以藥養醫”制度下的收入低，但現在兒童看病的需求量又很大，把醫生們都做累了。同樣的道理還可以用于婦科等。

80后的新機會

     畢燁，上海“愛丁醫生”APP創始人，同樣離開了公立醫院體制。“過去的15年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中國醫療體制對待病人的方式卻沒有變化。”她說。“現在醫患關系這么惡劣，很多父母即使自己是醫生，都不愿意讓孩子讀醫了。”

     不過，現實里，直到現在，醫生仍然是一個含鐵量相當高的飯碗。在衛生體制里，醫生們必須要有執業證才能上崗，并且在限定的地點里執業。醫院里的醫生是有編制的，哪怕是“走廊醫生”這樣的角色也很少被解雇。

     有報道曾透露，在某些大型的三甲醫院，對醫學生的門檻費“至少10萬”，還需要動用關系才能進入。這些三家醫院也占據了中國最大的醫療資源，以及患診流水，還有巨大的醫療消費開支。

“逃跑醫生”們大多選擇“跳槽”到民營醫療機構

     體制之外，中國醫生們的“跳槽”，多數是民營醫療機構，譬如莆田系醫院。不過，受訪者們對騰訊財經普遍形容，這些民營醫院醫療機構更吸引那些退休了，或者專業教育或從醫環境不如主流醫院，但希望獲得更高收入的醫生。

     相比起公立醫院的醫生，他們的專業資質以及專業水平未必能得到保證，他們也沒有臨床和科研上的任務。而在這個圈子里，很多醫生的求職簡述往往如下：“形象好，客戶廣，執業經驗豐富，創收能力強……”

     另外，醫療業內也認知，體制內醫生利用工作外時間到民營醫療機構“走穴”行醫，或者自設家庭診所等也是普遍。

     多位有過相關民營醫院工作經歷的醫生透露，各類“跳槽”醫生與民營醫院的關系，就是保底工資加業績，并從病人業務中獲得提成。

     近兩三年，互聯網醫療業務正“默默地”地體制內的醫生們提供了額外的機會。劉勇就是當中的一名。作為北京婦產醫院的醫生，他在一家移動在線問診平臺上獲得了“額外”的行醫機會，建立了自己的虛擬診所。

     劉勇說，在這種平臺上他能夠保持醫療業務的單純性。他曾經在虛擬問診社區里獲得了相當數量病人的聲譽，其虛擬診所問診的收費數倍于公立醫院的門診掛號費，這使得他不需考慮藥費等雜念，用足夠長時間的會診時間——這相當于朱巖們過去一直想要的，讓醫療回歸服務和診療。

   “院領導們未必知道這個事情，因為他們很多甚至不用手機。另外，很多科室主任也曾進入過這種互聯網平臺，但他們的反應和速度跟不上平臺上的其他醫生，所以慢慢也退出了。”劉勇說。

     朱巖形容，在公立醫院的體系里，那些大概在30歲左右，已經具備執業資格，在主治醫師崗位上工作的醫生們，是尋求體制外突破的，不希望在傳統醫療生態里繼續消磨時間的醫生群體。線上診療機構“春雨醫生”的醫學總監楊靖也說，在其線上活躍的，便是三十來歲，年輕的主治醫生們。

    “他們的病人、收入和名氣都不足夠，處于積累爆發期，我們正好是針對這部分人。（在傳統體制里），再過兩三年這部分人有些會成長為副主任級別。我們正好是把這個承接下來。”

      騰訊財經了解到，在過去，皮膚科、牙科等科目是非公立醫療機構比較集中的領域。如今在互聯網上，公立醫院出現醫生荒的重災區，兒科、婦產科等科目領域，卻已成為了在線醫療的熱鬧之地——“醫生們可以利用碎片時間在線上跟他的病人進行交流。”楊靖說，這些互聯網上的業務，可以為醫生們創造高達過萬的額外收入。

     另外，在藥售有關的藥劑師領域，像阿里巴巴這樣的互聯網公司也已經進入到“爭奪”醫療專業人士的行列中，在8月里向社會公開招聘藥劑師——據統計，目前我國總計有46萬家藥店，但只配有27萬多名執業藥師。

尋找病人

     在現實中，那些走出公立醫院，尤其離開三家大醫院的醫生們，都會遇到一個共同的問題：沒有了病人們削尖腦袋往大醫院扎堆，自己的病人以后從哪里來？

     在一些科目，這類問題在體制之外幾近無解。一位北京前三甲醫院的醫生表示，中國頂級的外科醫生，年收入五六百萬元并不少見，在當前手術體制壟斷局面打破的情況下，公立醫院們的外科醫生才有機會遇到真正的競爭。

     在大多數科目，醫生們正在學習如何在醫院之外與病患相處，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在線上，我們讓病人給醫生打分，這在醫院里是無法想象的。所以醫生們也在慢慢調整自己。”楊靖說。“其實大家也不認同醫院的評議體制，在醫院里看病厲害但不寫論文永遠當不了主任。”

     現在，一些在社交網絡上已經有了名氣的，也沒有打算在公立系統里繼續漫長升遷路線的醫生，已經開始了他們在公立醫院之外獨立打響名堂的路徑。在微博上，這樣的醫生擁有眾多的粉絲，他們也可以更自由的給自己制定醫療服務的定價和方式——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到開藥之上。

“多點執業”或迫使醫生們的職業圍墻被打破

     在去年和今年，深圳、北京等地相繼發布了多點執業的新規，包括取消多點執業醫生須經原單位同意這一條——公立醫院的院長們是最反對醫生多點執業的人群。有評論認為，體制內醫療機構的擴張，醫務專業人員短缺，醫療資源分布不均，都在迫使衛生系統把醫生們執業的“圍墻”所打破。

     前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的醫生龔曉明，是多點執業潮流中的明星人物。據報道，他在上海以及深圳多家醫院、診所執業。龔對媒體說，他希望公立醫院以后能夠回歸公益、教學和科研的本質，而他本身對臨床研究的理想，還需要公立醫院的平臺去實現。

     于鶯認為目前的政策松動，還遠遠不能達到能撼動公立體系對醫生資源，尤其優質醫生資源壟斷的事實。實際上，醫療系統的鐵飯碗，還是在吸引著一些學生不惜舉債報讀醫科。在中國病人的層面，能否接受高價掛號費（而不是藥費），也是很多跳出圍墻的醫生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于鶯更希望跳出體制后，能推動醫生們對醫生角色本身的反思——醫療就是個職業，現在從整個醫療教育到醫院體系價值觀其實都是扭曲的——“這也是為什么很多醫生不愿意做醫生的重要原因。”

   “如果（醫生）你想不明白這一點，你就只能被體制牢牢地抓住。這個時候你會想，原來天底下那么多的老百姓去罵醫生，醫生躺在這個當中可悲又可恨，你不懂這個問題的根結在哪里。如果你不去嘗試，那你永遠都擺脫不了這個厄運。”于鶯說。